2017婦幼展嬰幼品推薦夜班急診室：急診醫師筆下的真實人生

夜班急診室：急診醫師筆下的真實人生

夜班急診室：急診醫師筆下的真實人生評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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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品訊息描述:

我從第一天在急診室行醫，就開始做的例行祈禱：

「求求你們不要來得太晚，而且看在老天爺份上，也不要來得太早。」

「在醫療上，時機就是一切。

如果你來得太遲，我沒有辦法救你；

如果你來得太早，我恐怕會看不出你哪裡有問題，因為症狀太過輕微。

有好幾種戲劇性的手段，可以在急診室引起關注。

一種是停止呼吸，另一種是昏厥並倒地。

脫衣服或是在候診室尿尿，也會產生不錯的效果。

來場癲癇發作也行。

說得殘酷一點，急診醫師的工作是「輸送肉品」。

所謂肉品，就是指你們啦。

每一年將幾萬名病人從急診室送出去，

需要決斷、效率和狡滑，外加一點兒運氣。

我（作者高曼醫師）發現，我職業生涯中的一大重要目標，

不只在於幫助需要醫療照護的人，

我還想要治療醫療體系本身，去揭露它的真面貌，

揭露它所有的長處、短處和藉口。

感人肺腑......帶您一窺急診室大門背後，

那個有時充滿戲劇性、有時平淡到乏味的，生與死僅一線之隔的世界。」

--加拿大《國家郵報》

急診室既是生死一線之隔的地方，也是醫療糾紛的是非之地，

每個夜晚都在上演悲歡離合的人生戲劇，

有時以喜劇收場，有時以悲劇收尾。

高德曼醫師以誠懇而帶有淡淡幽默的筆調，

用一篇篇真實的故事，告訴我們：

所有你想像不到的肥皂劇情，都有可能在急診室裡活生生上演。

「我寫這本書，是為了你們。

你們當中大部分人，遲早會需要像我這樣的急診醫師的服務。

你們當中很多人可能會想知道，

在急診室那道玻璃門背後的真相，

以及你們是否可以信任那裡的醫護人員......

我希望能夠帶領你們進入急診室，

展示急診室真正的運作方式，讓你們像我一樣了解急診室。

我希望經由這樣做，能揭開這份職業的神祕性，

讓你們更容易理解、以及面對「掛急診」這回事。」

--布萊恩．高德曼（本書作者）

目錄

出版合作總序樹立典範黃達夫 4

前言急診室的真實人生 6

第一章生命的氣息 16

第二章子宮的悲喜劇 40

第三章漫漫長夜，等待，再等待 54

第四章恐懼與嫌惡 80

第五章「夜襲者」與「常客」 110

第六章看緊你的住院醫師 138

第七章夜深，人累 160

第八章忘不了，那些逝去的名字 180

第九章迷途的愛情 222

第十章傾聽無言的呼救 238

第十一章每隔幾年，就有壞事發生 250

第十二章下班 300

感謝 322

內文試閱

第一章生命的氣息

◎星期五夜晚，九點十五分

住在多倫多北區的我，連走帶跑的趕往我家附近的地鐵站，一步兩個臺階往下衝，生怕不能準時趕到醫院。我最恨上大夜班遲到了。我受不了看見同事對我擺臭臉，因為他操勞到晚上還不得離開，必須等遲到的我來接班。說我神經質也可以，從小我就不是會曠課的學生（雖然我經常幻想這麼做），我總是擔心不能準時。不過，我的個性很一致，如果有同事接我的班遲到，我也一樣不高興。

讓我壓力更大的，是每次接班前都會油然而生的焦慮感。雖說我看急診已經超過二十五年了，每次上班前，我還是會緊張。其中一個原因在於，即使我有這麼多的經驗，還是有些東西我不知道，有些技術我比不上同事。很少有醫師願意承認這個，但是，我可不怕說實話。

等到我的地鐵列車進站，我就開始放鬆下來。往南開到西奈山醫院不需要太久，至少我這麼想。然而，就在快抵達我要下車的車站時，列車忽然尖叫一聲，停了下來。擴音器廣播說，另外某個地方發生緊急事件，所以造成了「輕微的延誤」。我的血壓頓時升高，我咒罵這樣的等待。我最恨自己不能掌控了。謝天謝地，在漫長的十分鐘之後，列車開始慢吞吞的前進，開向我的目的地。

我快步爬上地鐵站的樓梯，進入深沉的夜色之中。我想直接衝進醫院的急診室，但還是先在TimHortons停下來，買一大盒一口甜甜圈，外加一大杯咖啡。喝咖啡可以讓我保持清醒；甜甜圈則是給護理師們享用，這樣她們更容易記得，在我的病人情況惡化、尤其是心臟快要停止的時候，趕緊讓我知道。

我匆匆經過莫雷街上的西奈山醫院入口，然後下了臺階，沿著走廊進入急診醫師的辦公室。我換上綠袍，抓起我的聽診器，扔了幾顆普衛醒錠到口裡（很多值夜班的醫務人員都服用普衛醒錠，以幫助頭腦保持清醒），和著咖啡吞下肚。你如果是一名五十幾歲的急診醫師，你真的需要利用各種方式保持頭腦清醒和敏銳。

我無聲的向我的病人祈禱，那是我從第一天在急診室行醫，就開始做的例行祈禱：「求求你們不要來得太晚，而且看在老天爺份上，也不要來得太早。」在醫療上，時機就是一切。如果你來得太遲，我沒有辦法救你；如果你來得太早，我恐怕會看不出你哪裡有問題，因為症狀太過輕微。

接著，在我開始值班之前，我喃喃自語的說出一句不敢大聲說出口的禱告：「拜託，不要讓我搞砸了。」

在通往急診室的走廊上，我踏進候診室，看看今天有多忙。這是一個很小的房間，三十張椅子塞在三點五公尺乘三點七公尺大的空間。病人以及他們的家屬朋友，占據了大約四分之三的椅子。一部電視機安裝在候診室靠近外門口的角落，面對著護理師。這種座位安排意味著，半數的病人及訪客除非歪著脖子，否則是看不到電視的。

我站在分隔候診室與急診室的雙扇推門外。在我右手邊，一名護理師正在檢傷站幫病人量血壓。一排病人等著要掛號。在我正前方，兩臺救護車的擔架床分別由兩組醫護人員包夾著，上頭各躺一位病人。後頭還有四位病人躺在擔架床上，形成一條隊伍，蜿蜒到相連的走廊上。嗯，今晚將會很繁忙。

◎夜間十點整

「高德曼醫師，請到急救室，立刻！」病房祕書的嗓音嘹亮的從擴音器裡放送出來。

一名七十二歲的老婦人，我姑且稱她為蘇菲亞，癲癇正在發作。她的手臂和腿很有節奏的抽動著，一道白色的口沫出現在她嘴邊。她的眼睛是張開的，但是眼神呆滯，直視前方。一名護理師在旁邊呼喚她，她沒有回應。

「她有肺癌，正在做化療，」一位送她來的救護員這樣告訴我。

「她有癲癇病史嗎？」

「這我就不知道了，」他邊回答，邊和另一位救護員一起將她從救護車的擔架床，轉移到我們醫院的輪床上。

「她發作多久了？」

「差不多兩分鐘，」他說。

癲癇發作是由腦內過量的活動或是同步的活動引發的短暫狀態。有癲癇，通常代表你天生具有這方面的傾向。其他原因還包括：出生時因缺氧導致腦部損傷，曾經罹患腦膜炎或是中風。另一個常見的病因則是腫瘤。蘇菲亞的肺癌令我擔憂癌細胞已經擴散到腦裡，那會是很不祥的致命發展。但是推論病因可以等一下，現階段我得先止住她的癲癇發作。發作時間拖得愈長，腦部缺氧而受損的風險就愈大。

「給她十毫克的二氮平（diazepam），」我下達指令。

一名護理師將這種鎮定劑（目前能採用的、可快速止住癲癇發作的藥物之一）抽到一管針筒裡，然後幫她注射。不出一分鐘，發作就停了，我的病人開始甦醒過來。就在發作剛剛停止的當兒，蘇菲亞的兒子走了進來。

「我是高德曼醫師，我負責照顧你母親。請問她有癲癇病史嗎？」

「沒有，」他說：「只有癌症。」

我解釋癌症可能已經擴散到他母親的腦裡，我們暫時用二氮平把發作止住了。我指示護理師，用靜脈點滴幫她注射第二種藥物，叫苯妥英（phenytoin），以防止癲癇復發。我告訴蘇菲亞的兒子，我們會把他母親安置在急救室裡，注意她的情況。

「讓我們先做一次頭部電腦斷層掃描，」我對護理師說，心裡默默盼望她腦中沒有任何癌細胞的影子。

這可不是我先前對今晚值班所期待的--良好的、輕鬆的開始。

身為急診醫師，我的首要職責是應對病人。如果你有一個傷口，一處扭傷，或是斷了一根骨頭，我的工作就是把你修補起來，然後打發你回去。如果你得了危及性命的重病，我的工作就是先保住你的性命，直到我或其他醫師想出你的問題是什麼。如果你想自殺，那麼我的工作就是阻止你得逞。

我的第二個職責是應對這個急診體系。說得殘酷一點，我的工作是「輸送肉品」。所謂肉品，就是指你們啦。每一年將大約四萬七千位病人從急診室送出去，需要決斷、效率和狡滑，外加一點兒運氣。西奈山醫院總共有四百七十二個床位，大部分時間，超過百分之九十都有人占用。要找一張空病床，一直都很困難。樓上每有一位病人不能出院，樓下急診室裡就會有一位病人沒法往樓上送，而候診室裡也會有一位病人沒法進到急診室來。

我一次只能看一位病人，但是誰也無法攔阻數不清的病人源源不斷上門來，或攔阻救護員半小時內送來半打躺在擔架床上的病人。對於這種嚴酷情況，我們稱之為受到「撞擊」或是「洪水氾濫」。有一次，一名檢傷護理師看到一整排病人從掛號處排到急診室入口，不禁嘆息道：「巴士剛剛進站。」那是我最喜歡的表達方式之一。

我們一邊和時鐘賽跑，一邊努力執行安全又有效率的急診醫療。二○○一年，美國急診醫學會發布一篇立場聲明，指出醫師每小時看診人數不應該超過二點五人。然而，有一篇由芝加哥急診醫師冉恩（LeslieZun）撰寫的報告發現：各式各樣的行動準則要求急診醫師，每小時看診一點八人到五人之間。

平常我在剛開始值夜班的時候，效率最高，每小時可以看三到五位病人。而每天晚上協助我的，還有十到十二位護理師（包括檢傷分類護理師）、至少一位住院醫師，以及可能再多一位醫學生。照護像蘇菲亞這類緊急病人，很刺激，我很喜歡。但是當病情像她一樣嚴重的病人來到急救室，我得丟下一切事務，去照護她，於是生產線就得暫時停擺。而且就算我拚命趕工，也沒有辦法在初次看診時，就完成與病人的互動。因為通常需要好幾個鐘頭後，才能拿到病人的Ｘ光或電腦斷層掃描結果，而我也才能叫病人回家或是安排他們住院。隨著夜色漸深，我總是必須不斷再評估既有的病人，但同時還必須看新病人。到了清晨四、五點，我每小時只能再診療大約兩位新病人了。

另一個拖慢急診醫師的因素是，我們必須面對頻繁的干擾。急診室裡的每一個人，不論是護理師、病人、家屬或住院醫師，好像都認為他們可以隨時隨地和我們閒聊兩句。我就遇過當我在為病人進行骨盆檢查時，住院醫師就那樣走進來，和我大談他們的病人。

印第安納大學醫學院的急診醫師屈森（CareyChisholm，也是美以美醫院急診創傷中心的醫師），曾經研究急診室值班期間最常見的干擾。他發現：平均而言，急診醫師一個晚上會遭到干擾五十二次。其中二十一次干擾非常嚴重，迫使急診醫師停下手邊所有的工作，開始做別的事。

在航空界大家都曉得，干擾機師會釀成很嚴重、甚至是致命的錯誤，因此航空業會盡量防範，讓干擾減到最低。但是在急診室可沒有。你可能正在試圖搶救某人的生命，護理師卻在一旁要求你下口頭醫囑，開一份止痛藥。你如果膽敢聲稱你正在忙，別人就會用一種「發什麼脾氣」的眼光看著你。

吵雜是急診室工作的另一項妨礙。西奈山醫院急診室經常會發動一波波強烈的機械警鈴攻勢。病人床邊的警鈴會發出一串由兩個音符組成的聲音，中間有稍長的停頓。那音符就和一九七五年由巴西歌手莫利斯．艾伯特演唱的經典搖滾歌曲〈感覺〉（Feelings，原為法國作曲家LouisGaste所寫）的頭兩個音，一模一樣。每次一聽見那警鈴聲，我心中就會立刻開始播放那首歌。沒辦法，我就是會這樣。

加上人們痛苦的尖叫，精神病人的妄想哀號，以及阿茲海默症和其他失智病人一再重複的唸誦，讓人禁不住好奇，醫師怎麼有辦法像我們這樣專心工作呢？

急診室可不像電視劇塑造的模樣

情況並非一向如此。一九二三年，這所醫院剛成立，是一所擁有三十三張病床的婦產暨康復醫院。一九五三年，新的西奈山醫院在大學大道開張，位置就在知名的多倫多兒童醫院對面。一九七三年，醫院往北邊搬了一戶，到現在的位置。如今西奈山醫院已經成為訓練醫學生和住院醫師的頂級醫學機構。我們非常自豪，因為我們擁有世界級的研究機構，而且我們照護了一個日漸增長的社區，裡頭有許多複雜的病人。對此我很了解，因為我們在急診室見過很多。

一九八四年，我剛開始在西奈山醫院工作時，每次值班大約看八到十二位病人（每天從那扇玻璃門進來的病人約七十人）。那樣的年代早已成為過去。人口增長，加上鄰近關閉了好幾家醫院，意味著我們的病人數量大大攀升。現在，西奈山醫院的施瓦茨-雷斯曼急診中心，每天要看一百二十名到一百三十名急診病人（一年約合四萬七千人），而且還在增加之中。有時候，我們急診室一天看診的病人超過一百六十名。在平常的星期五大夜班，我在次日早晨七點交班前，得看三十位到四十位病人。

而且改變的不只是數量。我們所謂的劇烈程度，也就是病人的病情嚴重程度，也改變了。以前我們大部分看的病人都是心臟病發或肺炎或潰瘍。如今，最典型的西奈山急診病人可能是糖尿病、高血壓、心血管問題、腎衰竭或是癌症。先進的血管成形技術以及更好的化療，帶來利弊參半的結果。病人的壽命變長了--在我剛開始行醫時，九十幾歲的病人非常稀有，如今已變得很尋常。

隔開候診室與急診室的那扇門，「簡直就是通往另一個宇宙的門，」曾撰寫過許多本醫學書籍的佩齊（WaynePezzi）醫師這麼說。佩齊醫師在美國從事急診醫療已超過十年。他說，急診室可不像電視劇塑造出來的樣子，一個光鮮亮麗的、或是不斷出現很刺激的急症創傷的世界，雖說那些描述也有吻合的時刻。

「人們一想到急診室，最先想到的就是鮮血、腸子，」佩齊醫師說：「其實他們也應該要想到糞便、尿液、嘔吐物，以及從各種部位冒出來的膿液、不堪一提的骨盆分泌物，此外還要面對鬧脾氣、滔滔不絕的髒話、威脅、各種言詞辱罵，偶爾還會被人揍兩拳。事實上，急診醫師大部分所做的事，以及必須忍耐的事，都與光鮮亮麗正好相反。甚至可以說是非常噁心的事，例如幫某位病人『解除阻塞』。（我的白話翻譯是：把直腸裡的硬大便給摳出來。）」

和電視不一樣，這裡沒有源源不絕的擔架床通過推門，一隊醫護人員一邊推著擔架床奔跑，一邊忙著嘗試各種動作來搶救垂死的病人。這種場面在西奈山醫院尤其少見，因為除了特殊狀況之外，這裡並不診療槍傷或車禍傷患。那些病人通常會給送往市內其他專門處理那類型創傷的醫院。

但這並不表示西奈山醫院的病例缺乏戲劇性，只是方式不同。我們診療的病人各式各樣，從心跳停止到未知皮疹都有。少數病人面臨死亡的風險，但是大部分沒有。就某個程度而言，他們全都自認病情嚴重，否則不會跑到急診室來。在這裡，他們有時候得熬過漫長乏味的候診時光。

我會成為急診醫師，幾乎是一個意外。讀醫學院時，我對神經科學產生了興趣，也就是專門處理中風及其他腦部疾病的專科。我太喜歡這一科了，四年級的時候，我就做出一個現在想來很衝動的決定：我要成為小兒神經科醫師。我順利申請進入多倫多的兒童醫院來實習。一九七九年，我在醫學院的最後一年，我到巴爾的摩約翰霍普金斯醫院神經科，接受兩個月的輪訓。當時約翰霍普金斯有一項世界著名的神經科學住院醫師計畫。我去那兒受訓的目的，就是為了要贏得未來的指導老師的青睞。

訓練期間，我開始懷疑自己的生涯抉擇。更糟糕的是，我覺得很孤單，很想家。在我受訓的一個關鍵日子，我本來預計要上臺報告，結果卻睡過頭，錯失了在上級面前表現的機會。

我悽悽慘慘的回到多倫多。花了好幾年的時間才明白，那天早晨，我的守護天使其實是救了我。現在我知道，神經科學對我來說，是一條沒指望的路。哦，我還是可能做得不錯。但是在我靈魂深處，有某種創新的東西在攪和，好幾年後才會明朗。睡過頭，讓我免於對未來職業及生活的懊悔。

不過，我當時已經向兒童醫院提出申請，而且也獲准擔任第一年住院醫師，算是我第一年接受兒童神經科醫師的專業訓練。我不能退出。我完成那一年的訓練，然後轉到當時的新寧醫院，在那裡接受為期一年的內科住院醫師訓練。

到了那個時候，我已知道自己想要寫作。我曾嘗試寫一篇小說，但是沒能完成。一九八一年七月，我寫了一篇文章，發表在《環球郵報》的科學版。那次成功經驗讓我相信，我想要開發自己在寫作上的興趣。剛好就在那個時候，急診醫學向我招手。我認識一些住院醫師同事在當地醫院的急診室兼差、賺外快。我決定也要嘗試一下，很快就發現急診醫學非常刺激，而且能讓人獲得智能上的滿足。更棒的是，它是兼任的工作，讓我有很多時間來寫作，以及從事廣播工作。

在這一行，犯錯是會害死人的

一九八二年七月一日，在我開始急診醫師生涯沒多久，我經歷到第一次以急診主治醫師身分，參與搶救心跳停止的病人。我那時是在多倫多藍領社區的西北總醫院值夜班。

就像許多壓力大的工作環境，例如執法人員、記者等等，醫學老鳥總是會觀察（和測試）新人，看他們能不能在壓力下保持冷靜，並判斷他們是否具有幽默感。資深護理師和救護員對年輕醫師的評判，往往最是嚴格。他們碰過太多自大的醫學院畢業生，這些人不懂得尊敬前輩醫護專業人員所擁有的廣博知識與經驗。

一天晚上，一名男病人心臟病發，被送進急診室。他失去心跳起碼已經十分鐘了，甚至可能更久。雖然每個人都知道他已經死了，但是急救小組還是得嘗試讓他復甦，希望奇蹟能夠發生。我在當住院醫師期間，曾經上過高級心臟救命術的課程，這是一次將理論轉化為實務的機會。身為急救小組龍頭，那天晚上我的角色是：找出我們的病人心跳停止的原因以及如何挽救。貼在我的病人胸口的電極片告訴我，他是心搏停止--沒有心律，而且將他搶救回來的機會很小。

情急之下，我趕忙讓心臟電擊去顫器充電，準備用三百焦耳的電流能量去震搖他的心臟。我把凝膠塗在電擊器上，然後壓在病人胸前，一個在胸骨右側，一個在病人左乳頭上。

我大喊「clear」（離手），要所有與病人輪床接觸的人閃開，以免受到電擊。經過小心確認後，我按下電擊器上的按鈕，然而，迎接我的卻是一縷輕煙以及刺鼻的皮肉燒焦味。原來我不小心讓其中一個電極碰到一條心電圖描記器的引線，而那條引線接在病人胸口的一片貼紙上。我驚駭的發現，那片紙竟然燒了起來，雖然只有短短一下子。